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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阎良·时讯」铁腕治霾 保卫蓝天｜内含区水务局、北屯街道、新兴街道等三则2、阎良区完成农村无害化户厕改造4290座 村民用上干净卫生的厕所3、这些没有年轻人的“花甲村”，靠谁来发展？
「阎良·时讯」铁腕治霾 保卫蓝天｜内含区水务局、北屯街道、新兴街道等三则
区水务局
9月17日，区水务局联合振兴街道针对前期督查中存在的问题督促企业进行整改。目前俊颖铝门窗已清理完成、龙游村曹家油坊已整改完成，现均已恢复正常生产；谭家村林华包装厂，生产设备已移除，厂内已整改完毕。
北屯街道
9月19日，北屯街道联合环保分局，到宏盛塑业有限公司、宏运木业有限公司进行实地查看，针对宏盛塑业有限公司存在的问题下发了停产整改通知书并对其进行查封；针对宏运木业有限公司存在问题，下发整改通知单，要求其严格按照督查组提出的整改标准及时限进行整改。
新兴街道
9月18日，新兴街道在督查"散乱污"企业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一处核桃加工作坊存在废弃物乱排问题，对其进行查封，要求其立即停业整改；发现一处民建房物料堆放未覆盖问题，要求负责人立即进行覆盖，现场整改到位；华讯机电、通广铝合金门窗厂除尘设施已安装到位。
防霾小知识
一、避免雾霾天晨练
晨练时人体需要的氧气量增加，随着呼吸的加深，雾霾中的有害物质会被吸入呼吸道，从而危害健康。可以改在太阳出来后再晨练。也可以改为室内锻炼。
二、尽量减少外出
当遇到浓雾霾天气，要尽量减少外出。如果不得不出门时，最好戴上口罩。戴口罩对于过敏性哮喘的人来说更重要，口罩可以防止一些尘螨等过敏源进入鼻腔，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
三、患者坚持服药
呼吸病患者和心脑血管病患者在雾霾天更要坚持按时服药，以免发病;并加强自我监察，注意身体的感受和反应，若有不适，及时就医。
立下脱贫志 实现致富梦
编辑：夏天、凉柠｜审核：青葵
阎良区完成农村无害化户厕改造4290座 村民用上干净卫生的厕所
农村户厕改造，厕所入院，干净卫生。1月21日，记者在阎良振兴街办昌平村、关山街办樊村看到，农村户厕改造后，原来沿街的旱厕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卫生厕所入院。“小厕所，大民生。”2018年，阎良区完成农村户厕改造4290座，累计完成农村无害化户厕提升改造32784座，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已经达73.4%。
当日上午，记者来到振兴街办昌平村，这个村距离阎良城区不远。村内主要街道干净整洁。走进村民李树平家，他家原来的旱厕在街道上，2018年改造后，厕所搬进了院内楼梯口处，并且是水冲式的。李树平家的厕所占地面积不到两平方米，厕具为坐便器，铝合金门窗上贴着“2018年农村户厕改造户，改厕户编号：西—B3285”字样编号牌。
“我们一家五口人，这一个厕所足够用了。”李树平说，他家人老几辈子都使用的是旱厕，原来的旱厕一到夏天臭气熏天，而且还招蚊蝇，容易滋生疾病，冬天上个厕所也受罪。改造后干净了，晚上起夜也不用跑到院子外面了，很方便。记者了解到，整个昌平村有562户村民，其中有490户已经实施了厕改，厕改费用不到3000元，全部由市区街办三级财政承担，村民没有掏一分钱。
李树平家因为距离下水道管网距离不超过30米，所以采用了完整上下水道水冲式厕所，而超出这个距离因为水压达不到要求，就只能采用三格化粪池式户厕。李树平家斜对面的郑忠强家就用的是三格化粪池式户厕，所谓三格就是通过三池子让粪便经过45天的依次发酵，最后变成无害化肥料。
随后，记者又来到关山镇樊家村，这个村正在实施美丽乡村建设，街道干净整齐。据村党支部书记田尚游介绍，樊家村404户村民中，已经有140户实施了厕改，并且全部为三格化粪池式。村民吴正民家实施了厕改，原来的旱厕还留在后院里，蹲坑上面用木板盖着。
记者从阎良区卫计局了解到，2018年，阎良区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任务是4000座，截至2108年底，已经完成了4290座，其中不到300座为完整上下水道水冲式厕所，剩下的全部为三格化粪池式厕所。“接入城市管网，列入农村污水统一收集处理改造计划的村庄，均组织实施水冲式户厕改造，未实施污水管网建设的村组，全部使用三格化粪池式户厕。”阎良区卫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19年，该区还将完成5000座农村户厕改造任务，争取在2020年底，全区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90%以上。
来源：西安晚报记者王海鹏 实习生王佳莹 颜嘉蕾
这些没有年轻人的“花甲村”，靠谁来发展？
来源:《半月谈》
图集
陕西榆林佳县干完活的花甲老人在村口席地而坐休息 张斌 摄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人才不继，振兴难免停留于希冀。当前，部分地方的农村老龄化趋势加剧，青壮年普遍外流，部分村庄成了只有白发人驻守的“花甲村”。如何让青年人带着活力与动力回到乡村，扎根乡村，让广大农村不再为“乡村振兴，靠谁振兴”发愁?希望在产业，更在有竞争力的机制与平台。
村中逐门看，尽是白发人
陕西汉中勉县位于秦岭南麓，今年2月刚刚退出贫困县序列。初夏时节，在距离县城20公里的阜川镇唐家湾村，满眼草木葱茏，水稻长势喜人。近年来，村里发展林果产业、引种黑米香米，贫困发生率已由2015年底的22.55%降至2019年底的0.75%。
虽已摘掉贫困的帽子，但对村支书唐华军来说，“下一步靠谁来发展”仍是难题：“脱贫之后，就要筹划乡村振兴，振兴靠的是人，尤其得指望青壮年，可村里多的是老人家，让人犯愁啊!”
唐华军算过，全村共有396户1321人，一半村民外出务工，走的多是25岁至50岁的青壮年劳力。在村的600多人里，学龄青少年和60岁以上的老人占了绝大部分。
唐家湾村村委会对面新搭的大棚里，半月谈记者看见一群村民正在移植栀子花苗，年纪大多在五六十岁以上。“要干活，都是我们这群‘老妈妈帮’。”66岁的村民唐惠珍说，“村里老人多，弱劳力也得当主劳力使。”
在汉中市佛坪县，宣传部干部吴燕峰说，每年春天想拍些春耕劳作的场景，想着能拍到些年轻人，“但找来找去也只能拍老头老太太，找个年轻人真的太难了。”
在黄河晋陕大峡谷沿岸的土石山区，老龄化问题更显突出。榆林市佳县通镇向阳湾村村支书贺建强说：“常住村里的绝大多数是六七十岁的村民，几乎没有青年。”
大城市周边的农村，也渐渐笼上了老龄化的阴影。西安阎良区关山街道北冯村距离西安市不过80公里，村里的“空巢”问题也很严重。“我们村甜瓜种植效益还可以，乡村旅游发展势头也不错，可年轻人一般只愿意在村里种上半年的甜瓜，夏天还是要外出打工。村里每年都得有半年‘空巢’期。”村支书助理韩志昕说。
老人叹无力，村庄日凋敝
当须发的花白色成为村子的主色调，一些令人担忧的事情也慢慢显现出来：村干部乏人接班，集体产业缺人带头，公共事务没人张罗，甚至红白喜事办起来都费劲……
唐华军说，这几年村委班子都快配不齐了，2018年他好不容易“逮”到一个念过高中的年轻人，准备任命为村文书，可人家嫌“活杂钱少”，干了一个礼拜就走了。
又到换届选举时，唐华军苦心相劝，终于说动了一位49岁的村民来做村里的副主任，可没干两个月，人家也告辞了：“他在村里算年轻的，咱看中了他发展产业的本事，可人家没看上咱这职位!”
“没有个年轻人，我们连电脑都用不明白。”唐华军担心地说，“驻村工作队再一走，以后材料可能都搞不出来。”
如果韩志昕和唐华军见面，他俩会发现彼此倒出的苦水都差不多。北冯村村两委班子8个人，35岁以下的只有1个人。村里这几年拉来了2000多万元的项目，特别需要年轻人来管理和建设，他耐心做村里很多年轻人的工作，可是始终做不通：“这样下去谈什么‘内生动力’?”
佳县木头峪镇党委书记牛宏伟表示，现在农村发展特色产业已呈星火燎原之势，只是特色产业要想让特色持续焕发光彩，实现可持续发展，就需要懂技术、会经营、拥有对口专业技能的人才，一般来说年轻人更胜任这样的角色，如果都交给老年人支撑，可能不利于产业做大做强。
何况，有些工作只靠“出力”是做不来的，比如网络销售。佳县王家砭镇柳树会村扶贫农场专攻杂粮加工，已经办起1户龙头企业、3家小微企业，另有42户手工挂面加工大户，亟待组建网络销售团队。可是扶贫农场负责人高维军为难极了：“年轻人都跑了，村里没人会干这个事，可能得把销售委托给榆林市里的公司吧!”
“花甲村”的隐忧不止于产业发展，还渗透到村民的生活世界。在西安市蓝田县一个山村，几年前一位独居老人猝然离世，至今当地村民还在念叨。老人冬天用蜂窝煤取暖，窗户紧闭，不幸中毒身亡，离世两三天后，在外务工的孩子打回电话，才发现出事了。
“夏天，村里年轻人偶尔还回来避暑，冬天，家家户户几乎找不到年轻人的影子。”村里老人说，别说有人照顾了，自己离世后，怕是连个能抬得动棺材的年轻人都没有。
欲谋振兴策，先引活水来
农村要保有活力，怎样留住“新鲜血液”?
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到，要畅通各类人才下乡渠道，加快构建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响应中央号召，各地也纷纷出台具体政策吸引年轻人到农村基层锻炼。只是，如何变“输血”为“造血”，重新激活农村青年自发扎根乡土的愿景与动力，还需要更多实际而细致的安排。
不少基层干部指出，农村最欢迎也最期待的回村人才，是对乡村知根知底、有情有义，且具备一定资源与眼光的乡贤和能人，他们会是村里人最信任的乡村振兴生力军。怎样唤回并留住这样的“实力派”?干部们与多位三农问题专家的共识是，要让农村的产业发展融入市场化的基本逻辑，有了健康而稳定的产业基础，才能期待能人归乡的自主选择。
韩志昕认为，如果能让农村的年轻人在村里赚到和进城打工比没什么大差距的收入，那“离家近”会是个有吸引力的因素。北冯村最近开始筹备订单农业、品牌电商，想为村子提供更多吸引力。“让年轻人意识到家门口的产业也有持续做大的本事，这是最根本的动力。”韩志昕说。
一些村干部分析，引导年轻人“回流”“反哺”乡村，特别要注意转变乡亲们的观念。在乡下，人们常形容后生进城是“人往高处走”，“只有混不下去，才会回到村里”“有本事的人都在城里”“回村是最后的退路”等话语大行其道。不少青年就这样被闲言碎语一步步“逼”回了城市，哪怕那里并不是他们希望所在。
为了让各种积极因素协同发挥作用，当前一些地方开始探索新组织模式的力量。在陕西杨凌示范区王上村，村里聘请了职业经理人，把村庄集体事务和产业发展规划下成一盘棋;在陕西渭南市蒲城县，当地成立了“联合党委+”，按照地域相连、产业相关的原则，强村带弱村，共同搞活产业，延揽人才。告别“花甲村”，更多的努力还在路上。（记者 储国强 张斌 徐汉 刊于《半月谈》2020年第19期 原标题：《“花甲村”,烦心事何解》）
责任编辑： 王佳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