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市长”郑良玉：平生最震撼一幕终于平息了
“股票市长”郑良玉：平生最震撼一幕终于平息了 更新时间：2010-12-12 8:35:07
在1992年深圳“8·10”股潮中，排队购买股票认购证的人群密不透风，图为当时的300个股票认购证发售点之一。张新民 摄
深圳市原市长郑良玉回忆说，“我们对新股发行方式进行改革，就是要让其符合廉政原则、市场公平原则。”
深圳“8·10”股潮中，申购抽签表的男男女女前胸贴后背。张新民 摄
深圳“8·10”股潮中替人排队的民工。张新民 摄
深圳“8·10”股潮过后，发售点一片狼藉。张新民 摄
郑良玉1990年3月调任深圳市市长。他任内的重点工作，就是筹建深圳证券交易所、改革新股发行方式，后来因此被媒体称为“股票市长”。
“我们当时是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进行改革的，只要软一下、退一下，中国资本市场的试验就可能中途夭折。”回忆起当年轰动全国的1992年“8·10”事件，郑良玉至今感慨良多。
尝试：公开发行股票
“原来的发行方式，就是5家公司自己承销。后来禁止干部买股票，就是因为干部可能利用权力买到原始股获利。”郑良玉回忆说，“我们对新股发行方式进行改革，就是要让其符合廉政原则，也符合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原则。”
据郑良玉回忆，1991年争取到的5个上市公司1．5亿元的发行指标，采用的是公开发行方式，由承销商发行。当时决定由认购者向证券发行公司申请，如果申请数量等于发行数量，则按申请数额执行，如果申请数大于发行数，则按抽签方式决定认购数量。因为认购申请有时间限制，就出现了提前一天排队的情况。
这一年，深圳印制了500万张认购证，卖出去300多万张，因为全国的老百姓知道得比较少，股市也不像后来那样火爆，但排队者还是多达60万人。
“我当时很担心，一个点一个点地去看，当天晚上看到两三点，看到排队比较有秩序。第二天下午，各点通报已经发行完了，我松了口气，老百姓排了一天队，很辛苦，但毕竟有了收获，很满意。”郑良玉表示，当时还收到很多电话和信件，对公开发行表示赞赏，感谢市政府考虑老百姓利益，发行工作组织得也好。
1992年邓小平视察深圳后，特区建设掀起新热潮。这一年深交所申请到5亿元发行额度。郑良玉说，考虑到排队申购，人群聚集，风险很大，当时一度准备让投资者设立存款账户，每5000元一户，根据存款账户抽签。
对此，郑良玉表示，考虑到1991年发行时60多万人排队，一个身份证买一张，尽管没有出问题，但成功中也包含着风险。于是，就建议采取预付存款方式，时间拉长，避免排队。但当把这个建议拿到市证券领导小组讨论时，人民银行觉得在做账方面有困难。后来，郑良玉建议设立专门购买股票的存款账户，5000元为一户，专门处理，再根据存款号码抽签，决定中签。
由此，反对变更发行方式的声音从市长信箱、市长电话、群众来访等各种渠道传来。投资者大多认为，实行这个办法后，谁钱多谁就能多开户多买股票，不公平，还是之前的办法好。
“那时，我正好去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参加一个展销会，回来后听说群众强烈反对变更发行方式。离预定发行日期越来越近了，我们最后决定再沿用老办法一年，明年一定要改。同时组成指挥部，加大管理力度，维持发行点秩序。”郑良玉说。
冲突：群众质疑舞弊
当深圳要发行新股的消息传出后，全国各地有130万人云集深圳。不少人从周
边地区收购或者租用他人身份证，有的人带着上千张身份证来排队认购，有的人甚至结伴从内地包飞机来深圳排队。
8月6日晚，发售公告由深圳电视台播出，总计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500万张，中签率为10％，每张中签表可以认购股票1000股。8月9日、10日两天内把500万张新股认购抽签表售完为止。为减少排队，每一排队者最多可持10张身份证认购抽签表。
“8月7日，我上班时看见满街都是人，营业点到处黑压压一片。我想还有三天，这样下去问题十分严重。但已经覆水难收，只能增加警力，尽量维持秩序。”郑良玉说道。
郑良玉不无遗憾地表示，自己对全国各地股票炒家汇集身份证买股票的形势估计不够充分。后来才听说一些炒家到惠阳、宝安等地租身份证，有的甚至整村、整乡的人将身份证租出去，有人甚至带了上千个身份证来深圳。据估计，当时全国各地汇集到深圳的购股大军有130万人。
“从8月7日起，男女老少就一个挨一个地排队，吃饭就靠面包，矿泉水卖到15元一瓶。9日上午11时，有营业部反映，说认购证已卖完。听到这个消息我先是高兴。但一想，怎么这么快就卖完了呢？”郑良玉意识到，事态的发展可能超出预期。
原来，8月9日上午，聚集深圳的参加申购的投资者已有100万人。与此同时，上千万张、成捆的身份证以特快专递寄至深圳。当日深圳银行汇款金额就有30亿。
“上次发行到下午才卖了300万张。后来接到举报，说哪里哪里开了后门，我就请监察、公安去查。下午1时，各营业点均公布售完。调查虽然还没结果，但我预感群众反映的舞弊行为是有的，这给这次发行工作安下了一颗‘定时炸弹’。”郑良玉说。
事实上，9日晚19时许，90％网点的抽签表宣布售完。有群众投诉，排着几千人的发售点，只有30多人买到抽签表。而部分发售点刚刚宣布卖完抽签表，就有“黄牛”手握几十张甚至上百张抽签表，以每张700至1000元的价格兜售。
10日晚间，股民开始集会。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和市长郑良玉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在会上提出，一是要做好宣传疏导，尽量避免激化情绪，造成更大对立，明确对舞弊人员进行惩办，并立即组织人员查处；二是要准备扩大发行。而群众的主要愿望是买股票，但股票发行需要中央批准。因此，李灏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打了电话。中央最终同意了这个方案，也对解决后面的问题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10日晚间事态平息了。11日下午，增发的认购券按时发行。
“在中央的支持下，我这辈子经历的最震撼的一幕终于平息了。”郑良玉说道。
反思：存在三大失误
“8·10”事件之后，除了组织查处舞弊人员，该事件推动了国家有关部门对中国股票市场发展和监管机制的深刻思考。
郑良玉认为，后来总结经验教训，主要工作方面存在三大失误：低估了炒股大军的热情，低估了舞弊现象的严重性，不该确定中签率。
但“8·10”事件既是教训，也是财富。事件发生两个月后，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由时任副总理朱镕基兼任主任，对证券市场实行宏观管理，统一协调。随后，中国证监会成立，具体负责监管证券市场运行。1993年3月，隶属国家证券委的深圳市证券管理委员会和深圳市证券管理办公室成立，统一管理深圳证券市场。由于有了统一的监管机构，证券市场的发展逐步走上规范，并不断与国际接轨。
同时，“8·10”风波进一步促进了股票发行方式的转变。
“失误的教训也使我们变得更聪明起来。”郑良玉认为，以该事件为分水岭，股票发行方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993年采取了无限量发售认购表和与储蓄挂钩的发行方式，实现了深、沪两地50亿新股的顺利发行，此后又采取了专项存单的方式发行，并开始探讨日后的公开竞价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