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胜阻:让创新驱动成为新发展方式的新动力
辜胜阻:让创新驱动成为新发展方式的新动力 MBAChina 2013年最具开创性的学术巅峰对话在各方热切关注中开启大幕。3月18日，由来自中美两国的新华都商学院、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战略研究所三大学术机构联手主办，《北大商业评论》杂志社承办的首届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中国峰会，在北京香格里拉酒店举行。
峰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辜胜阻做了让创新驱动成为新发展方式的新动力的主题演讲。以下为文字实录：
辜胜阻：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我演讲的题目是“让创新驱动成为新发展方式的新动力”。当前在经济增长方面，“稳增长”要高度重视人口因素。人口城镇化是一种人口现象，也是“稳增长”的最大引擎。有人测算过，城镇化如果按照现在的速度推进，可以拉动三到六个百分点的GDP。人口老龄化作为另一种人口现象，被视为对经济发展的一种制约。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劳动人口越来越少，老龄人口越来越多，必然拉低GDP的增长。有专家测算人口的老龄化会拉低增长两到三个百分点。所以一方面是正的推动力，一方面是负的推动力，这说明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有双重性。
我们要稳定经济增长速度，应该讲城镇化是最大的引擎，而要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则要靠创新驱动。
第一，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20世纪有两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一个是熊彼德，一个是凯恩斯，他们的观点有很大不同。凯恩斯主义认为危机中最大的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解决危机首先要扩大需求。熊彼德则认为，如果没有创新，不仅有效需求不足，有效供给也会不足，结果就是滞胀，所以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创新。他认为缺乏创新是引起经济波动的根本原因，企业家是创新的主体，企业家精神是创新的主要动力。有人认为，当前解决美国的问题不能靠凯恩斯主义，要靠熊彼德主义。解决就业危机需要“熊彼德主义”的引领，重振创新基地，为新的生产技术、新的创业项目以及唤回企业家精神开出药方。所以有人说凯恩斯聪明，“聪明赢得一时”，熊彼德智慧，“智慧天长地久”。
我们看扩张性的经济刺激的影响。在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期间，美国实施了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的“罗斯福*”，开始复苏不久，第二次衰退又在1937年来临了。上世纪80年代末期，日本经济衰退时实施了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但刺激政策一结束，经济就马上下滑。2001年，美国为应对互联网泡沫，美联储降息刺激房地产，结果是用一个错误掩盖另一个错误，导致了更加严重的“次贷危机”。面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政府的扩张性刺激政策力挽狂澜，创造了辉煌的“保增长”成绩单。但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成思危教授曾经做过测算，如果没有当时四万亿投资的刺激，经济增长可能只有2.4%，而不是9.2%。当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50%，平常只有30%。这种刺激也带来产能过剩、房市泡沫、地方政府债务、货币超发和低效投资等多种负面效应。所以走出危机的关键在于创新，要让创新推动的新产业来引领经济增长。历史的经验表明，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往往会催生重大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来引发新一轮的经济周期。
中国现在处于一个拐点，也就是人口的数量红利正在逐步消失，以廉价要素支撑的低价工业化模式需要改变，需要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走向“创新驱动”。我认为人口红利并没有完结，廉价量大的人口数量红利应该说已经逐步消失，但是我们还有人口质量红利，人口质量红利是和“创新驱动”战略紧密联合在一起的。此外，我们还有人口城镇化的红利，特别是在稳定增长速度方面，人口城镇化将在未来十年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中国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驱动”的思想是从哪来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波特把国家竞争优势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生产要素驱动发展阶段；第二阶段是投资驱动发展阶段，像2009年就是典型的投资驱动发展阶段；第三阶段是创新驱动发展阶段；第四阶段是财富驱动发展阶段。如何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是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我们过去主要靠人口红利，在稳定增长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人口红利也留下很大的代价，中国东南沿海大城市的经济发展是以“钟摆型”“候鸟式”的人口流动为基础的，春运期间几十亿人的流动导致交通不堪重负，另外大规模农村流动人口的背后是几千万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刚才周其仁教授讲，他倾向于大城市偏好，把大城市做的很大，而我觉得中国要重新反思城镇化模式，我是主张大力推进“就地城镇化”的。两会前我考察了一个中小城市，我发现在中小城市生活的农民工，幸福感非常强，二十万可以买套房家庭团聚，安居乐业，和在北京的农民工完全不一样。所以北京这种大城市要更多地发挥辐射功能，而不是让人群过度集中，我们要建更多的城市群，让中心城市通过发挥辐射作用来带动中小城市的发展。如果中小城市有吸引力，老百姓就可以在中小城市安居乐业，能“就地城镇化”，进而减少城镇化过程中付出的巨大代价。我们还有土地红利，土地红利在城镇化中间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中国经济转型要改变六个过度依赖：第一要改变过度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第二要改变过度依赖出口和外资的外需拉动的局面；第三要改变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的要素驱动的局面；第四要改变过度依赖房地产支撑经济增长的局面；第五要改变过度依赖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的局面；第六要过度依赖部分人先富的非均衡增长的局面。所以中国经济要改变这六个过度依赖，非常重要的是实施“创新驱动”的战略。
我对大量企业调研发现，企业要么向上走，创新转型；要么向外走，海外拓展；如果不能向上走、向外走，那就向下走，被淘汰。创新要防两个极端，既要防“创新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的庸俗主义，又要避免把创新看成高不可攀、无所作为的“虚无主义”。要正确理解创新的内涵，创新不仅是技术创新，新生产方法、新市场、新的供给来源，以及新的企业组织方法和管理方法都是创新。成思危教授也提出，创新有三种类型，一个是技术创新，一个是管理创新，另一个是制度创新。如何让创新驱动中国经济发展？我认为，制度创新重于技术创新；人才激励重于技术开发；营造环境重于集聚要素；作为创新“软件”的创业创新文化重于设备厂房“硬件”。总之，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国家意志”一定要化为“企业行为”，才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创新需要政府营造“做实业能致富，创新做实业能大富”的良好环境，造环境比造乔布斯更重要。乔布斯不是打造出来的，是靠自由创新的良好环境培养出来的。硅谷之所以成功，在于其鼓励冒险、宽容失败的价值观，容忍“背叛”、宽容跳槽的职业伦理，吃苦耐劳、不断创新的进取精神，竞争与合作并重、更重合作的协同意识，尊重人才、能力至上的人力资源理念，宽松自由、快乐创业的创业氛围。所以营造鼓励创新的良好环境比打造乔布斯式的创新领军人物更重要。
第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离不开金融创新。目前，世界许多国家纷纷提出产业振兴发展计划，作为摆脱危机的引擎，如欧洲提出推进第三次工业革命，美国提出“再工业化”，中国政府也提出了要发展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培育和发展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我认为要做好三点，一要推进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两轮驱动。二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这一“无形之手”和政府引导这一“有形之手”，同时用好两只手。三要让新的产业和传统产业协同发展，立足两个基点。其中，应着力促进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两轮驱动。因为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是密不可分的。单有技术创新没有金融创新，就会使技术创新出现“闭锁效应”；单有金融创新没有技术创新，则会使金融创新最终成为“无米之炊”。
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风险投资有分散风险的功能，因为创新是高风险的活动，可谓“九死一生”，而风险投资可以有效分散高风险。其次，风险投资还有筛选发现的功能，筛选出那些有市场前景广阔、回报预期高的创新项目，通过投资支持使其发展壮大。除了风险投资以外我们还要重视天使投资。天使投资与VC（风险投资），PE（私募基金），是创业投资产业链上的三大金融工具。目前，我国的储蓄率已经超过50%，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超过30万亿，如何把这些储蓄合理有效转化为投资，特别是转化为有利于创新和科技型企业成长的投资，是非常重要的。据不完全估计，中国现有万余家VC、PE机构，其管理的存量基金规模为2万亿元。2011年VC新增投资额对工业与服务业增加值的拉动系数为1：7，远高于同期银行*对经济1:1.02的拉动系数。所以股权投资对创新具有独特的功能。
在VC和PE的发展方面应该有三点值得我们政府重视：
第一，应让VC/PE退出通道更加多元化。现在PE投资90%靠IPO退出，形成了千军万马挤IPO的局面。改变这种局面，应构建多层次的“正金字塔”型资本市场。我国“正金字塔”型资本市场的构建，要在发展主板市场、中小板市场、创业板市场的基础上，积极推动新三板市场的扩容和场外交易市场的建设。现在应重点推进新三板市场扩容和场外交易市场建设，使资本市场“金字塔”的塔底更加宽厚。以中关村的资本市场为例，截至2012年年底，中关村的上市公司总数已经有224家，其中境内145家，境外79家。境内上市公司中，主板市场51家，中小板31家，创业板62家，还有150多家来自新三板市场，已形成了较为合理的“正金字塔”型资本市场。所以我们应该建立多层次的“正金字塔”型资本市场，让股权投资有更多的退出渠道。
第二，应让VC/PE投资链条前移。当前我国VC的“PE化”倾向严重，投机色彩较浓，要从整体着眼，合理引导VC回归本位，积极推动投资链条前移，鼓励投资机构专注有潜力的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产业，让其真正成为我国企业发展的“孵化器”。 美国风险投资经验表明，现在美国风投占世界总量一半以上，而硅谷又占了美国风投总额的90%。硅谷里面的投资是靠“3F人员”，即家庭、朋友、傻瓜来实现的，实际上天使不是傻瓜，投一百个项目，只要有几个项目成功以后，就可以获得高额回报。
第三，应让VC/PE推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当前，海外并购遇到的主要难题是资金短缺，而PE能帮助企业“走出去”，实现海外拓展。我国企业“走出去”亟需资金实力较强和专业水平较高的PE机构作为后盾，PE机构要抓住机遇，积极参与企业海外并购。PE支持企业海外并购，能既发掘自身投资价值，又可以推动企业海外拓展与转型升级，达到一举多得的效果。
我的演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